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日本一直是一个邪恶的存在。20世纪初在亚洲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侵略，战后却对自己的战争行为遮遮掩掩。实际上，今天的日本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有着发达的科技和成熟的社会，而文化产业更是引领着亚洲甚至世界。很难让人把它与近一百年前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联系起来。
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为什么要在上个世纪初侵略中国，并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有人说这是因为日本资源不够，需要向外征伐；并且日本人民受军国主义蛊惑，变得残暴好战。这些原因有其道理，但充其量是客观原因，并没有到达日本的深层意识。而日本侵华的动机，是在两千年来东亚秩序的演化中慢慢形成的。
森严的等级制
最早接触完整描述日本的书是《菊与刀》。如这本书的名字之所隐喻，日本民族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民族。日本人既崇尚唯美主义，热衷于菊花栽培艺术，又崇尚刀剑和武士精神，给予武士们最高威望。
这种矛盾性的背后，是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中世纪的日本，是由代表贵族的“公家”集团和代表武士的“武家”集团掌握着权力，世代沿袭。虽然从12世纪开始，天皇沦为虚君，“征夷大将军”掌控了实际的权力，但天皇—大将军—大名—武士的等级依然牢不可破。
即便在现代，日本人生活处事处处都渗透着等级观念。家庭成员之间，和单位里下属与上司之间的互动，都遵循了男女长幼的等级。日语中的“敬语”系统十分庞杂繁琐，每一次问候，每一个接触都要根据对方的等级而使用相应的礼仪与敬语。
等级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的世界观。1940年，在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之际，日本天皇在所发的诏书中说：”… 唯万邦各就其位，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在这封诏书里，日本对世界各国的态度可见一斑。万邦遵循等级制度，各就其位。日本对东亚的侵略，只是实现其世界观的其中一步罢了。
东亚的边缘国
宋念申在其所著的《发现东亚》这本书中，就把日本当作了整个“东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考虑。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和儒家思想的传播源头，中国一直以来主导着东亚秩序，周边各个小国向中国纳表称臣。在这个东亚大家庭里，日本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
丰臣秀吉攻明失败以后，势力衰微，东瀛诸岛由德川家康统一收拾，锋芒内敛，开辟了两百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而整个东亚秩序并没有停止演化，明朝和朝鲜元气大伤，辽东半岛的女真部趁势崛起，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入主中原，创立了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东亚秩序内的各个政权，对“天下”和“中华”的认同不断的演化和变迁。而一直没有变的，是日本对于中国的觊觎。
“由于孤悬海外的岛国特征，日本最终演化为中国的一个分身。它没有被大陆上先后出现的统一性力量所并吞，保持了对大陆文明的高效吸收，最终获得了与大陆王朝同型的自我意识。”
用一名话概括，就是和历史上出现的诸如“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回鹘”“女真”等族群相比，日本并没有像这些民族那样觉得自己是外人，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人觉得自己就是中华。
因为接受了大量的“中华思想”，看这些“夷族”天天打着入主中原的算盘，自然不能不手痒，它心理默念：“我才是最有资格入主中原的”。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一个男孩在很小的时候被一个叫“中华”的家庭收养，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被灌输中华文化儒家思想，也不断地目睹兄长之间争夺家庭的最高统治权。他一个人刻苦修行，磨炼心性，避开了诸多争纷，却也始终期望参与到兄长的角逐中。趁兄长羸弱不堪之时欲取而代之。那个兄长就是中国，那个小孩就是日本。
（这篇文章本来是一篇读书笔记，记录了我读《菊与刀》，《发现东亚》和《分身：新日本论》的读后感片段。想把它写成文章时却发现这个主题过于庞大，非我所能驾驭。所以只截取了几个段落粘贴而成，有点奇怪。写不出来文章，也说明了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框架，或者又犯了过于求全的错误。
如果不是这段把想法落实于文章的痛苦经历，我必然不会意识到，那些头脑里冒出来的短暂想法和真实文章之间竟有如此遥远的距离，并且我一直被这些短暂的想法所蒙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