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到一个词叫作爆米花大脑， 用来形容由于长时间上网而导致过度刺激，引起大脑神经电路”爆裂”的感觉。“爆米花大脑”这个概念是由心理学家Dr. Levy提出的， 与简单的网络成瘾不同，爆米花大脑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人们感到压力或焦虑时更为常见。

正如哈佛大学医生Aditi Nerurkar所解释的那样，人们不断滚动浏览信息的冲动，本质上是一种由于进化的缘故而根植于人类基因中的扫视危险的本能，这一本能主要由大脑中的杏仁核主导。只不过，现代人已将扫视的对象从物理环境转移到了手机、社交媒体等数字内容上。受这种原始的扫视危险的冲动驱使，过度接触数字信息就会导致精神过度刺激和注意力分散，造成所谓的”爆米花大脑”状态。

最近休息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之前我的大脑似乎总是处于一种紧绷状态。收集的信息越来越多，深度思考越来越少；工作时间排得满满当当，大多数时候只是在重复一些既定的行为模式，谈不上高效率，也没有很多创造性的思考。注意力经常涣散，如果在思考时产生短暂的卡顿，就会控制不住地打开手机刷起短视频、新闻等。

和好友聊到这个话题，他说我们用忙碌来填充无意义工作带来的空虚感，这种忙碌的状态给我们一种高效的错觉。实际上，如《深度工作》一书中提到的，真正重要的是把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关键任务上，而非简单地填满时间。这本书提到了”固定日程生产力”的方法，就是将工作内容与时间期限分离开，避免简单地将工作时间等同于工作完成的多少。有时候严格地限制工作时间反而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何拯救被忙碌和信息洪流毁掉的”爆米花大脑“？通过这段时间的休息，我逐步找到了一些应对之策:

第一步是真正暂时抽离，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和烦扰，给自己一段安静独处的时光。正如中国古语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只有先学会停下来，远离纷扰，才能开始审视内心，找到真正重要的事物。

第二步是做减法，剔除生活中那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自身的身体健康(其中包括大脑)、与家人朋友的感情联系。很多表面上维系的人际弱联接和害怕错过的信息源，大部分的时间只是在消耗注意力，可以适当的抛弃。我尝试把邮箱里未读的几十封Newsletter统统删掉，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爽与轻松。关于弱联接，还有一句话十分受用：不要想着通过强连接来提升自己，或者通过弱连接来证明自己。很多社交上的心累，就是因为过于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第三步是建立界限，去掉导致不当行为的诱因(Prompt)。心理学家BJ福格提出了影响行为的”福格行为模型”:B=MAP，其中B是Behavior(行为)，M是Motivation(动机)，A是Ability(能力)，P是Prompt(诱因)。刷手机只需要动动手指，而我们的动机往往以很高，所以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去除诱因。为了去掉那些可能诱发分心行为的诱因，我清理了微信上的朋友圈，只选择性关注少数人的朋友圈，我静音了全部消息，包括个人和群组，并把大部分群组都移到了隐藏组里。我给手机设置了晚上10点到早上8点之间是downtime，没有消息提示，并且所以的消息类应用在这期间都无法使用。

然后我发现，整个世界都清静了。原来主动截断信息并不会让你错过重要的事情，反而让你可以静下来，仔细想想哪些信息和人际关系是重要的。”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我开始想如何去主动获取少数的重要的信息。这种掌控感很棒。

最近在读《The Power Law》，这本书讲的是VC的发展史。发现里巴巴的早期投资者中，有两个很值得拿来说一说。他们是：高盛和软银。虽然两个投资者都看到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但是他们站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投资出发点也不同，所以最终的命运也不尽相同。

那时高盛创投部门的负责人是林夏如（Syaru Sherley Lin)。第一次听到这个杭州的英语老师创办的公司，林是不屑一顾的。那时她的办公桌上堆满了顶级名校毕业生的商业计划书，其中不乏和马云相似的点子，这些创业者们随时愿意更改他们的计划。其中一家是Aisiona Sources。这个企业对接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产品，他们打算从线下搬到线上，做一个线上的黄页网站。给自己估值高达170亿美元。

高盛喜欢这样的公司，但是林多年的商业经历告诉她，这种实体公司的线上转型十分困难。与其花昂贵的价格投资，不如投一个年轻的搅局者，这种创业公司打法灵活，更重要的是，价钱要便宜得多。林最终选择了马云。一番讨价还价后， 林出资500万美元，占50%的股份。

这个事后看来无比正确的决定，却遭到了上级的强烈反对。高盛这样的顶级投行，偏爱的是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公司，或者是具有定价权的成熟企业，或者是手中握有顶级技术的年轻公司。 在总部的要求下，林不得以将这笔投资缩水到330万美元。

即便如此，高盛总部对这笔投资一直不是很满意。 两年后的2001年，高盛卖出了阿里巴巴的股份，小赚6.8倍，一个不痛不痒的盈利。以十几年后阿里巴巴的估值来算，这次退出让高盛错失几百亿美元的盈利，这也成为了VC史上最失败的一次案例。

回到1999年9月，高盛投资阿里巴巴两个月后，马云资金告急，希望 再次融资，被高盛拒绝。林不甘心，通过关系找到了软银董事长孙正义，并提议软银公司以一个亿的估值投资两千万美元。孙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下来，速度之快让林都不敢相信。随后孙还投资了林投资组合里的其它几家公司。

在林眼里，孙是一个疯狂的人。但是疯狂背后却是孙对中国互联网市场的缜密判断，孙当时是Cisco的董事，他清楚路由器在中国的销量增长迅猛，互联网的使用率也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这个时候优秀的互联网公司几乎是板上钉钉的挣钱生意。林手里的这份投资组合为他染指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而两千万美元也只是孙手里的一个零头。

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后，孙的投资价值580亿美元。这是VC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投资。
孙的快速决断和高盛的不情不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家投资公司的眼光高下立判。高盛的“失败”是情理之中，它是商界老手，利用商业规则运筹帷幄，在市场中游刃有余，面对新兴事物， 高盛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而孙正义更符合一个合格VC的重要特质：关注增量而不是存量，用现有数据推测未来趋势，一旦发现机会就下重注布局。

高盛在阿里巴巴上的失败不能掩盖它在国际并购案中的巨大成功，孙正义在中国互联网浪潮中的精彩压注也没能避免他在其它案例中折戟的命运。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以一个回顾的视角评判既定的事实，也许当事人做出的选择有太多现实的因素吧。

Reference:
The Power Law by Sabastian Mallaby

如今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把目光转向硬科技领域，但是资本似乎还在以互联网的投资思维去投硬科技的项目。

互联网和软件领域有着很强的网络效应，做大做强的边际成本很小。强者恒强、强者通吃是普遍的游戏规则。如果你不能在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成为领跑者，就很难超越。于是当一个很强的创业者出现，VC就会趋之若鹜，投给这个创业者很多钱，让其以最快的速度成为一个行业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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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距离第一块电池发明已经过去了五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随着电池的稳步改进，其用途也在增加。其中一项主要应用便是为电报提供电源。1859 年，法国物理学家加斯顿·普兰特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个实用可充电电池，这是最原始的铅酸电池。这种电池电势稳定，可用温度范围大，至今被用作汽车的辅助电源。在一项新技术诞生之后和大规模应用之前，不可避免地要有被夸大和炒作。1881 年，法国化学工程师 Camille Alphonse Faure 提出了一种制造铅酸电池的实用方法，很快就在欧洲吹起了一个铅酸电池的小规模泡沫。泡沫破裂让电池掩旗息鼓，但这并没有阻止新技术的传播。到20 世纪初，铅酸电池已经被广泛用于电报、电力照明变电站以及有轨电车网络。

在汽车时代的早期，路上跑的有三种车：汽油车、电动车和蒸汽车，三者势均力敌，没有一个是明显的赢家。电动车的历史甚至比内燃机还要早，在1828年直流电机在实验室被发明出来，美国人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于1834年制造出第一辆直流电机驱动的电动汽车。铅酸电池的发明更是让电动车在欧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世纪末到1920年是电动车的发展高峰，和内燃机相比，电动车干净、安静、文明，相比于其它两种，似乎具有很强的早期优势。而汽油车复杂、嘈杂和肮脏，要发动一辆汽车，需要一个人手摇转柄。转柄后座力很大，操作不当很容易骨折。然而若是能正常启动，汽油车就能提供电动车无法提供的东西——体面的行驶里程：只需从杂货店购买一罐汽油，几分钟内就可以延长行驶里程。而电动车的里程焦虑又及充电时间直至今日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当时商界大佬中不乏电车的拥趸，其中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托马斯•爱迪生。倒不是因为这位著名的发明家目光远见，看到了100多年后汽油车的最终处境，而是因为他在电动车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彼时的爱迪生事业上一波三折，他改良过股票自动报价机、发明过钨丝灯泡、还有留声机和电影，他建立自己的公司把自己的发明商业化，赚得盆满钵满，也尝试在新泽西州西部开采铁矿石并灾难性地收场。爱迪生来到了事业的一个关键时期，他急需找到下一个新点子，开拓下一个新市场。他耗费毕生精力建设了电网，而电动车自然成为一种稳定的现金流。如果电动车广泛采用，将有助于维持他的直流电标准，因为交流电网需要额外的交直流转换器。这一番商业上的考量少了发明家的理想主义，多了一点企业家式的精心布局。爱迪生心里很清楚，决定电动汽车是否能超越汽油车的关键因素，将是电池技术。在 1899 年，他开始研究有关电池研究的文献，开始了他接下来的 11 年生命中主要探索的第一步。那时爱迪生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爱迪生的目标是制造一种新电池，其容量是当时最先进的铅酸电池的三倍。他抛弃铅酸的部分原因是科学上的，他认为制造更轻、寿命更长的电池需要碱性而不是酸性电解质；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铅酸电池的大部分专利被一家名为ESB的公司所拥有，这家公司日后也是爱迪生的主要竞争对手。爱迪生永远不会在已经成熟的道路上追赶别人，他要创造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发明电灯的故事里，爱迪生是一位坚定的实验主义者，他试验了无数种材料，终于找到了钨丝这种材料。在寻找电池材料的过程中，他如法炮制，系统地组合着每一种想象得到的物质––各种等级和形式的铜、铁、镉、钴、镁、镍水合物，以及无数的电解液配方。终于在1902年，爱迪生在《北美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布了“最终的完美的蓄电池”：这种电池使用镍作为正极，铁作为负极，并且使用含25%氢氧化钾的电解液，为了增加导电性，正极中还添加了石墨粉墨。爱迪生宣称，这款电池能量密度达到了14W•h，可以完成700次充放电循环而不衰减，这个循环寿命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很高标准。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电池开始出现泄漏问题，其中许多电池很快就失去了多达 30% 的容量。于是爱迪生大量召回电池。五年过去了。爱迪生的健康状况恶化，对于电动汽车来说，这也是严峻的几年。汽油发动机正在迅速改进。 1907 年，劳斯莱斯发布了一款六缸汽油汽车，福特于1906 年推出了价格实惠、广受欢迎的 Model N。爱迪生电池的竞争也逐年加剧。

后来电池泄漏问题解决了，经过一番辛苦的实验，电池性能也有所突破。1909年7月，爱迪生发布了第二代电池，这种电池很成功，它几乎坚不可摧，使用寿命比竞争对手ESB更长，这大大开拓了电动卡车的市场。然而不久后一个叫查尔斯·凯特林工程师发明了汽油发动机的自动启动器，消除了汽油车的一个重要瓶颈，这实际上也导致了早期电动车的终结。不久之后，ESB 开始将其铅酸电池用在了启动内燃机的次要任务上，这一举动标志着电池在与内燃机的竞争中全面溃败。爱迪生的电池则在矿井、火车和轮船上为灯和信号发射装备提供电力，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于电报和潜艇的电力。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汽油车成为美国梦的象征，电动车进入了漫长的休眠期，爱迪生及其竞争对手开始为石油驱动的世界提供支持。

文章的主要内容取自《瓶装闪电》一书（Bottled Lightning —— Super Batteries, Electric Cars, and The New Lithium Economy)。  作者Setch Fletcher是一位科学作家。这是一本讲电池发展史的有趣的小书，它用电池做引线，穿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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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600年前，人类就知道了“电”的存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用布轻擦琥珀，旁边的轻羽毛就会被琥珀吸引过来。现代人都知道这是“静电现象”，但是在过去的两多年里，人们一直认为这是琥珀本身的一种神奇性质，并称称其为“琥珀力场”。

直到十七世纪初，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医发现其它材料也可以产生类似现象。他联想到“琥珀力场”，给这个更广泛的现象取了一个名字：electricity（elektron在古希腊语中是琥珀的意思）。那时还没有人知道怎么储存电，于是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电的发展一直不痛不痒。

随后在1740年代出现了莱顿瓶，因比利时的莱顿镇而得名。在一个普通的玻璃瓶的内外两侧都镀上一层金属，它们互相不接触。玻璃瓶中盛满了水，一条金属链从水中沿着瓶口伸出。严格地说，莱顿瓶并不是电池，它本质上是一个电容器，虽然它可以储存相当数量的电荷，但缺点也十分明显：所存电荷会在瞬间放完。莱顿瓶放电的瞬间电压可达数千伏，除了能击晕一头牛，什么也做不了。直到1752年，天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做了那个著名的的风筝实验，风筝线末端挂着的那个小瓶就是莱顿瓶。**风筝实验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因为它证明了空中的闪电和摩擦生的静电其实是一回事。人类对电的理解又有了一次重大的突破。**这次实验也触到了莱顿瓶的天花板，没有稳定的电流，科学家们还是无法做定量的研究，

真正意义上的电池，其实是一次学术争论的意外结果。争论的双方都是意大利的著名学者，其中一方是意大利动物学家、波洛尼亚大学教授路意吉·伽尔瓦尼。有一天，伽尔瓦尼在实验室解剖青蛙，他将蛙腿剥皮，用刀尖碰蛙腿上外露的神经，蛙腿随即剧烈地痉挛，同时出现了电火花。经过反复实验后他开始相信，痉挛源于青蛙体内流淌着的”电流“，这种电流存在在于所有动物体内，由大脑产生，流经全身。伽尔瓦尼称之为动物电。

争论的另一方是著名的亚利山德罗·伏特，彼时的伏特是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的物理系教授，热衷于研究各种在当时还属于迷信的磁现象。伏特也在认真地思考意识和灵魂之间的关系，甚至一度推崇伽尔瓦尼的理论。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根本不存在什么动物电，电的产生非常简单，只需将不同的金属相接触可以产生。蛙腿在电的作用下痉挛，仅仅因为蛙腿是电的良导体。

从1792年起，两人就针对电的本质争论不休，难分胜负。关键的转折点是1797年，那一年伽尔瓦尼出版了一本阐述动物电的书，书中细数所有支持动物电理论的证据。伽尔瓦尼想借着这全书一举摧毁伏打的金属电解释。伏特见招拆招，轻易将书中论述一一反驳，唯独有一种动物的存在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这种动物就是电鳐（Torpedo fish）。电鳐梄居海底，身体扁平，头胸部和腹面两侧各有一个可以放电的器官，电鳐放出的电足以杀死附近的鱼，即使是人和牲畜碰上，也会全身麻痹。伽尔瓦尼相信，电鳐体内一定有一种“电流”在大脑处聚集，沿着神经通路释放到这个发电的器官。

电鳐近乎完美地支持了动物电理论。伏特一筹莫展，他必须尽快扫除电鳐这一威胁。这时英国化学家威廉·尼克尔森的一篇论文帮助了他。论文指出，电鳐发的电并不通过大脑和神经，也与意识无关，而是正是由它身上的那个发电器官产生。**更重要的是，这个器官的工作原理甚至可以通过机械装置来模拟。**伏特备受启发，决意要制造一种能发电的机械装置。经过几个月苦战，他从实验室里出来，手里拖着一个长长的圆柱体的东西，圆柱体内一张张圆片堆叠起来，每个圆片由锌片和铜片叠加而成，中间是一层浸过盐水的纸板。锌铜为正负极，盐水做电解液，这个构造便是所有电池的原型，它框定了之后200多年里电池结构的电化学范式，无论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离子电池，甚至是最前沿的固态电池，都脱离不了这个范式。

1800年的三月20号，伏特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兴奋地宣布了他的发现：一个仅靠接触不同金属就产生电力的装置。这个装置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伏打电堆 (voltaic pile)。在整个十九世纪，伏打电堆出现在了各种实验当中，帮助科学家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科学突破：著名的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用大型电池分解了各种矿物，发现了很多以前未知的元素，诸如钾，钠，镁，钙，钡，锶。1820年的哥本哈根，丹麦物理学家汉斯·奥斯特在一次授课中注意到，电流从电池中流出时，放在一旁的指南针转动了方向。很快，他就证明了电可以生磁。奥斯特的发现直接导致了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发现了描述电场和磁场关系的著名的方程组：麦克斯韦方程组，从而又引出了无线电、电机、电话以及后来所有用电驱动的设备。

伏打电堆的发明无疑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伏特因此在科学圣殿上拥有了一席之地。看看世人是怎么评价他的：历史学家John L. Heilbron写到，这个装置 “打开了无限的空间，改变了我们的文明。” 历史学家Goerge Sarton更是说这个伏打的电池为人类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无与伦比的能源。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家麦克尔法拉第，也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实验学家，他称这个电池为 ” 哲学研究的一个伟大的工具“。实证主义哲学的奠基人Auguste Comte，更是奉伏打为不朽，把他加入了他的实证主义日历中，与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并列。

即使在今天，新能源企业争相用19世纪的物理学家们的名字为自己公司命名，有行业领袖TESLA，也有臭名昭著的NIKOLA，伏打的名字 则被一家充电桩的公司看上，名为VOLTA。

翻译接上文

棱镜——PRISM——是一个近似缩写，它的英文原名是：Plaga Interworld Signaling Mechanism。每一台棱镜都有两个二极管指示灯，一个红色，一个蓝色。当一台棱镜被激活，它的内部会进行一次量子测量，并产生两个概率相等的结果：一种结果红色指示灯亮，另一种蓝色指示灯亮。从这一刻起，棱镜允许信息在波函数的两个分叉中传输，或者说，棱镜创造了两个分叉的时间线，其中一个时间线中红灯亮起，另一个中蓝灯亮起，两个时间线之间可以互相通信。

棱镜的信息交换通过离子阵列实现，它们被困在棱镜内部的磁场陷阱中。棱镜被激活后，这些离子仍然处于两个波函数的相干叠加态。它们被放置于刀片刃口，两个分支世界都可以使用。每个离子用于从一个分支向另一个分支传递一比特的信息，要么是0，要么是1。读取数据操作使离子发生退相干，并从刃口滑落，掉向其中一边。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子，不断地在两个世界间传递着信息流。一段离子阵列，可以编码传送文字信息，再长一点的离子阵列可以传送音频和视频。

这里的关键是，棱镜并不是一台连接两个分支世界的收音机。激活棱镜不意味着你可以调入某个特定的频道，接收来自另外一个分支的广播。它更像是一个由两个分支共享的便笺簿。每发出一份信息，就从便笺簿上撕下一页。便笺簿用完后，便再无法发生信息交换，两个世界从此分道扬镳，永不往来。

自从棱镜被发明后，工程师们就致力于增加离子阵列的容量。最新的商业版棱镜拥有1GB的内存，如果仅仅传输文字，足够你用一辈子。但并不是所有客户都满足于此，很多人希望用它实时聊天，最好能视频聊天。他们需要听到自己的声音，或者看着自己的面孔。但是，即使是低分辨率、低帧数的视频，也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耗尽棱镜的全部内存。为了尽量延长棱镜的寿命，人们大部分时间进行文字或者语音通信，只是偶尔会使用视频。

_姜特德是我十分喜欢的科幻作家。2016年的科幻电影《降临》(arrival)就改编自他的一部短篇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他的作品__没有宏大的叙事，是一个一个小故事，细节里藏着严肃的思考。我喜欢他的《商人和炼金术之门》，《呼吸》，但最喜欢的还是这篇《焦虑是自由的眩晕》(Anxiety is the Dizzleness of Freedom) ，故事和焦虑没有多大关系，但和自由有着很大的关系，确切地讲是自由意志。故事有点像通俗版的_量子力学的多宇宙理论，借由一台名叫“棱镜”的机器开启了无数个平行宇宙，每个人可以与另一个宇宙的自己沟通，然后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这两天游手好闲，翻译几个片段。

耐本想点支烟，但是公司规定禁止在店里抽烟，她只能任由自己越来越紧张。时间离下午四点还有十五分钟，罗还没回到店里。他要是再不回来，她真不知道怎么独自应对。她发了条短信，问他在哪儿。这时店门口响起一阵风铃，进来的人却不是罗。那人身着橘色运动衫，一进门就喊到：“你好！我有一个棱镜要卖。”耐收起手机，“我们来瞧瞧吧。”

那个人走过来，把棱镜放在台子上。这是台新型号，有公文包那么大，耐熟练地检查了一番，数显屏显示这台棱镜在六个月前被激活，目前可用内存还有90%。她展开折叠键盘，露出一块屏幕，然后按下ONLINE键，等待开机。

一分钟过去了。

“大概是有点卡吧？”橘色运动衫一脸迟疑。

“没事，”耐说。

又过了一分钟，就绪灯亮。耐输入了一行命令：

```

Keyboard test

```

几秒钟后，屏幕上传回一条回复：

```

Looks good

```

她切换到视频模式，屏幕上的字符消失了，出现了一幅像素很低的图像。图像里的人也是耐，正从屏幕里看着她。

屏幕里的耐点了点头说，“话筒测试。”

“没问题，很清楚，”耐回答。

屏幕随即切换回了字符模式。耐注意到，屏幕里的那个耐脖子上戴了一条新项链，她很想问她在哪里买的。耐转头看向那个橘色运动衫，出了一个价。

运动衫难掩失望。“就这么点儿？”

“它就值这么多。”

“不是时间越久越值钱吗？”

“对的，但你这个还不够久。如果是五年前被激活的，自然不是这个价。”

“要是那个分支有料呢？”

“那样的话。。。是会值点钱。所以，那个分支有料吗？”

“我。。。不知道。”

“好吧，你最好自己先挖出点料出来，再过来还价。”

运动衫有点犹豫。

“你要不考虑一下再过来？我们一直在这儿的。”

“你能稍等一下吗？”

“请便。”

橘色运动衫拿回了棱镜，找了个角落坐下。他打开棱镜的折叠键盘，和他的平行自我聊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说道，“我改天再来，麻烦啦。”说完便叠好棱镜离开了。

此时店里的最后一位顾客结束了聊天，准备结账。耐走进机房，检查了那位顾客使用的棱镜，记录了流量使用情况，然后把棱镜收起来放到了库房里。她刚收完钱，预约四点钟来的三名顾客便出现了，其中一位预约使用的棱镜，正是罗手上的那台。

“稍等，”她招呼到，“你们先登记一下。”她从库房里拿出另外两人预约的两台棱镜，在机房里刚设置好，这时罗从店门外走进来，胳膊下夹着一个巨大的纸板箱，径直走到了收银台前。

“你可真准时，”　她瞪着他低声说道。

“对啊，我可记得时间。”

罗带着纸箱走进了库房，出来时手里提着一台棱镜。他在机房为第三个客人把棱镜设置好，四点一到，三台棱镜上的就绪灯一同亮起。三个顾客便同时和他们的平行自我聊了起来。

罗进到了收银台后面的办公室，在办公桌旁坐下，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耐也跟了进去，大声说道：“说吧，怎么现在才过来？”

“我刚才去护理中心了，和那里的一个护士聊了天。”罗在护理中心有一个客户，一位名叫杰西卡•奥尔森的老奶奶，年愈古稀，是一个寡妇，和几个朋友在养老院生活。唯一的儿子不但不尽赡养义务，还经常给她制造麻烦。一年前，她开始每周来到店里和她的平行自我聊天；每次来她都订 VIP 包房，为的是能语音聊天。几个月前，她摔伤了屁股，然后就一直待在护理中心，不能来店里了。她让罗带着棱镜去见她，但这违反了“我聊”公司的规定，所以她要付额外的钱。“他告诉我了奥尔森太太的近况。”

“她怎么样？”

“她得了肺炎，”罗说。“他说摔伤屁股后得肺炎很常见。”

“啥？屁股摔伤还能导致肺炎？”

“他说的，说是摔伤屁股后就不能乱动，而且整天都带着呼吸机，所以呼吸很浅什么的。反正奥尔林太太是肯定得肺炎了。”

“严重吗？”

“护士说，她可能撑不了一个月了，最多两个月。”

“唉，太可怜了。”

“嗯。”罗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粗壮的指尖滑过刚硬的胡渣，发出阵阵的嗦嗦声。“不过我有一个点子。”

耐并不感到惊讶。“这次又是什么点子？”

“这次不用你帮我，我自己可以搞定。”

“正好，我手上的事情够多的了。”

“你今晚不是要参加一个会议吗？进展如何？”

耐耸耸肩，“不好说，我觉得有进展吧。”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日本一直是一个邪恶的存在。20世纪初在亚洲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侵略，战后却对自己的战争行为遮遮掩掩。实际上，今天的日本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有着发达的科技和成熟的社会，而文化产业更是引领着亚洲甚至世界。很难让人把它与近一百年前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联系起来。

        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为什么要在上个世纪初侵略中国，并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有人说这是因为日本资源不够，需要向外征伐；并且日本人民受军国主义蛊惑，变得残暴好战。这些原因有其道理，但充其量是客观原因，并没有到达日本的深层意识。而日本侵华的动机，是在两千年来东亚秩序的演化中慢慢形成的。

森严的等级制

        最早接触完整描述日本的书是《菊与刀》。如这本书的名字之所隐喻，日本民族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民族。日本人既崇尚唯美主义，热衷于菊花栽培艺术，又崇尚刀剑和武士精神，给予武士们最高威望。   

        这种矛盾性的背后，是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中世纪的日本，是由代表贵族的“公家”集团和代表武士的“武家”集团掌握着权力，世代沿袭。虽然从12世纪开始，天皇沦为虚君，“征夷大将军”掌控了实际的权力，但天皇—大将军—大名—武士的等级依然牢不可破。

        即便在现代，日本人生活处事处处都渗透着等级观念。家庭成员之间，和单位里下属与上司之间的互动，都遵循了男女长幼的等级。日语中的“敬语”系统十分庞杂繁琐，每一次问候，每一个接触都要根据对方的等级而使用相应的礼仪与敬语。

        等级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的世界观。1940年，在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之际，日本天皇在所发的诏书中说：”… 唯万邦各就其位，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在这封诏书里，日本对世界各国的态度可见一斑。万邦遵循等级制度，各就其位。日本对东亚的侵略，只是实现其世界观的其中一步罢了。

东亚的边缘国

        宋念申在其所著的《发现东亚》这本书中，就把日本当作了整个“东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考虑。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和儒家思想的传播源头，中国一直以来主导着东亚秩序，周边各个小国向中国纳表称臣。在这个东亚大家庭里，日本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

        丰臣秀吉攻明失败以后，势力衰微，东瀛诸岛由德川家康统一收拾，锋芒内敛，开辟了两百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而整个东亚秩序并没有停止演化，明朝和朝鲜元气大伤，辽东半岛的女真部趁势崛起，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入主中原，创立了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东亚秩序内的各个政权，对“天下”和“中华”的认同不断的演化和变迁。而一直没有变的，是日本对于中国的觊觎。

         “由于孤悬海外的岛国特征，日本最终演化为中国的一个分身。它没有被大陆上先后出现的统一性力量所并吞，保持了对大陆文明的高效吸收，最终获得了与大陆王朝同型的自我意识。”

        用一名话概括，就是和历史上出现的诸如“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回鹘”“女真”等族群相比，日本并没有像这些民族那样觉得自己是外人，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人觉得自己就是中华。

        因为接受了大量的“中华思想”，看这些“夷族”天天打着入主中原的算盘，自然不能不手痒，它心理默念：“我才是最有资格入主中原的”。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一个男孩在很小的时候被一个叫“中华”的家庭收养，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被灌输中华文化儒家思想，也不断地目睹兄长之间争夺家庭的最高统治权。他一个人刻苦修行，磨炼心性，避开了诸多争纷，却也始终期望参与到兄长的角逐中。趁兄长羸弱不堪之时欲取而代之。那个兄长就是中国，那个小孩就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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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本来是一篇读书笔记，记录了我读《菊与刀》，《发现东亚》和《分身：新日本论》的读后感片段。想把它写成文章时却发现这个主题过于庞大，非我所能驾驭。所以只截取了几个段落粘贴而成，有点奇怪。写不出来文章，也说明了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框架，或者又犯了过于求全的错误。

        如果不是这段把想法落实于文章的痛苦经历，我必然不会意识到，那些头脑里冒出来的短暂想法和真实文章之间竟有如此遥远的距离，并且我一直被这些短暂的想法所蒙蔽着。）

“福克斯是间谍？这不可能。”

当英国情报机构开始调查哈韦尔中心理论物理部主任福克斯时，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包括保卫官员都不敢相信，这位平日里严肃祥和，一丝不苟的主任，是一名苏联间谍。过去的九年里，把英国和美国研制核武器的绝密信息全盘交给了苏联。

主任的名字是克劳斯•福克斯，德国人，在英国参与研制原子弹，同时为苏联人提供核武情报。这样的故事，大概只能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混乱年代里，也只能发生在这位传奇人物身上。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称，福克斯是国家诞生以来最危险、破坏力最大的间谍，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他则被视为英雄。

客观地讲，他的情报帮助苏联在缺乏人手的情况下，用极短的时间造出了原子弹，改变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垒格局。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很贴切：“如果我们耽误一年半，原子弹可能就会落在我们头上。”没有这位福克斯，苏联很可能会处处受到英美核弹的压制，冷战也就无从谈起。没有苏联老大哥的庇护，中国的崛起也会受到重重阻碍，现在的国际政治，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间谍岁月

克劳斯•福克斯是一个天才，他于1911年12月29日出生于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公爵领地的小城吕瑟尔斯海姆，父亲是神学教授，也是首批加入德国社民党的路德宗牧师之一。福克斯在1932年成为了德共成员，次年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了英国。在这里福克斯的数学和物理天赋逐渐显现，25岁的年纪就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入诺奖获得主马克斯•玻恩的麾下，进行原子能武器应用的研究。

1941年，福克斯受鲁道夫·佩尔斯邀请加入英国原子弹研发计划合金管工程并成为其最信任的助手。后者是英国核计划的重要人物，他用一篇简短的论文证明原子弹的建造只需要一公斤的铀-235，而非学界一直认为的几吨，这篇论文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但是他佩尔斯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信赖的助手在第一天起就开始了他的惊天大泄密。

1945年，福克斯跟随佩尔斯来到了“曼哈顿计划”的核心所在，拉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并参与了原子弹研发的理论工作。同年7月，世界上第一颗核弹在新墨西哥州的一片沙漠上引爆，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位一体试验(Trinity Test)”。然而在试验前的六个星期，福克斯已经把试验的细节透露给了苏联。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甚至比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都要更早知道实验的细节。

核试爆成功后，一大批“曼哈顿计划”参与者解甲归田。1946年，福克斯回到了英国，任职于英国原子能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位于哈韦尔，也就是前文中的哈韦尔中心。直到1949年暴露，他一直在那里工作。

 福克斯在哈韦尔中心有着元老般的地位，那里的研究人员称他为行走的核武“百科全书”。他们不知道的是，同时享有这本“百科全书”的还有苏联。福克斯没有受过任何情报工作的训练，也不肯学无线电密码或用微型照相机拍照。需要的资料他要么复印一份，要么自己查阅有关资料后，凭着过目不忘的强闻博记能力复写出一份。传递情报的手段也简单得令人吃惊，以谍报人员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说是稚嫩。没有什么秘密投递点，情报一律都是亲手转交的。倘若反谍报机构在一旁冷眼监视的话，这会是送上门的礼物。所幸的是，当时英国没有对福克斯产生任何怀疑。

福克斯的被捕

凭借着福克斯的情报，苏联在1949年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比美国只晚了四年。考虑到苏联投入的人力财力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一，四年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英国中情局M15和美国CIA怀疑有内部人员泄密，展开了调查。

英国科学家阿伦·梅因间谍罪名被捕后，英国的反谍报机构找福克斯谈过话，但他在回答问题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面对调查，福克斯有很大的自信。

福克斯最终栽到了简单的心理把戏上，而不是确凿证据上。哈韦尔核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他的一位好友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了他有间谍嫌疑的问题。这位朋友直截了当地问福克斯有没有这回事，并强调说，如果福克斯否认对他的指责，哈韦尔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会坚决站在他的一边，维护他的清白。

这是英国反谍报机构精心想出的一招。他们看出福克斯不怕盘问，再问下去，也不会打开什么缺口，于是决定完全改变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们感觉福克斯这人极重友情，这才请副主任出马，借他之口问了上面的问题。他们知道，当着朋友的面撒谎对于福克斯来说会很痛苦，英国人这着棋没算错。

面对朋友的追问，福克斯难以启齿撒谎，支吾了几句后便哑口不语。“从那一时刻起，我一直恍恍惚惚。为了把这件事甩在脑后，我拼命工作。同时，也有一些有利的迹象。哈韦尔中心的所有保卫官员都不相信我是叛徒，而且拒绝再对我调查下去。逮捕我的那一刻来临时，我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完了。”

福克斯对谍报这一行的无知令人吃惊。他甚至没想到搞清楚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我仿佛在梦中一样，沿着一级级台阶走上法院的被告席。他们问我：‘你知道如果判你有罪会是什么下场吗？’我回答说：‘我想是死刑吧。’因为我以前不知从什么地方读到过，间谍都被判死刑。他们说：‘错了。是14年徒刑。’我听后不禁长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不会死，还有出狱的一天。”

被抛弃的普罗米修斯

9年后，福克斯被获准判刑出狱。他曾希望在出狱时起码会有苏联人去接他，但是从迈出监狱门的那一刻起，他就像一个包袱一样被苏联扔给了东德的外交官。在那个年代，大批暴露的苏联间谍均遭到了苏联的冷遇，福克斯是其中一个。很多间谍因此患上了抑郁症或者其它心理疾病，因为祖国对他们做出的贡献既无感激之情，又对他们弃之不理。他们饱尝艰辛，却往往连一枚奖章也拿不到。

福克斯出狱后回到东德，供职于国家核物理中央研究院。24年后的1983年，前东德国家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终于获准拜访福克斯。彼时，福克斯作为德共的党中央委员正在出席党中央会议。在柏林一家宾馆的房间，沃尔夫对福克斯进行了采访，当话题进行到1950年被捕一事时，房间里的气氛突然变得诡异起来。福克斯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面部表情的紧张和不时的抽搐反映了他内心感情的剧烈波动。沃尔夫意识到，他似乎碰触到了福克斯一块30年未愈的伤疤。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间谍，”福克斯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苏联保守原子弹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这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毁灭潜力的东西，所有大国都应该有。一方倘若可以挟这样的威力威胁另一方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国里为所欲为没什么两样。我从没觉得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莫斯科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倒觉得不这样做反而是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

福克斯行事缜密，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以至于佩尔斯在监狱探望他时，都还一直相信他一定是遭受了什么心里创伤。对于福克斯来说，给苏联输送情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像是一位游子给家乡的老母亲写信报平安，抑或是一个出差在外的男人，还不忘给妻儿邮寄生活费。他的内心，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大于一切的信仰。

参考资料：

1.  《隐面人》[德]马库斯·沃尔夫

2.  https://zh.wikipedia.org/zh-cn/克勞斯·富赫斯

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2303-2